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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为方法向文本方法的变迁——中国古时候文体分类生成方法片论之

   日期:2021-07-26     来源:www.aixin0318.com    作者:未知    浏览:415    评论:0    
核心提示:中国古人对文体进行自觉的、系统的分类,并且形成特定的文体分类观,大致始于魏晋时期。
中国古人对文体进行自觉的、系统的分类,并且形成特定的文体分类观,大致始于魏晋时期。但,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人就对文体的分类进行了很多实践的操作和理论的考虑,从而渐渐形成中国古时候文体分类学的雏形。那样,中国古时候的文体分类是怎么样生成的?中国古人对文体分类的生成有的什么深入的考虑?这部分考虑为文体分类观贡献了哪些独特的智慧?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大要言之,中国古时候文体分类的生成方法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法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法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本文拟集中讨论作为行为方法的文体分类和作为文本方法的文体分类,至于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则将另文加以论述。1、作为行为方法的文体分类中国古时候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所有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法[①],这一点从早期文体名字的确定多为动词性词汇便不难看出。大家在特定的交际场所中,为了达致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大家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而中国古时候的文体分类正是从对不同文体的行为方法及其社会功能的指认中衍生出来的。易言之,根据不一样的行为方法不同类分文体,便生成了作为行为方法的文体分类。通常而言,中国古时候礼制繁缛,不一样的交际场所总是规定需要采取不一样的言说行为,同时也就需要应用不一样的文辞样式。比如《周礼·春官·大祝》记载大祝的职能时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大祝所学会的“六辞”,都是适用于现实社会日常的上下、亲疏、远近等人际关系之间的不一样的言说方法及文辞样式。郑玄(127-200)注云:祠当为辞,谓辞令也。命,《论语》所谓“为命,裨谌草创之”。诰,谓《康诰》、《盘庚之诰》之属也。……会,谓王官之伯,命事於会,胥命于蒲,主为其命也。祷,谓祷於天地、社稷、宗庙,主为其辞也。……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此皆有文雅辞令,难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辞。[②]大祝在不一样的交际场所需要实行不一样的职能而发为言说,与之相应,也就需要运用不一样的文辞样式。比如上下之间信息交流,则撰作“辞”;传达居上位者的意图,则撰作“命”;代居上位者宣布意旨,则撰作“诰”;诸侯之间的照会,则撰作“会”;祷祭天地、社稷、宗庙,则撰作“祷”;表彰死者生前的德行,则撰作“诔”[③]。这部分适应于不一样的言说行为的文辞样式,一旦约定俗成、定为惯例之后,便成为文体的独特类别。如刘勰《文心雕龙·祝盟》云:及周之大祝,掌六祀(按,从唐写本)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祃,莫不有文。[④]然则刘勰是将“六辞”视为六种不一样的文体类别的[⑤]。这样来看,所谓“六辞”的文体类别的区别,第一并不是凭着文体内在的语言、结构等形式特点,而是凭着文体所倚赖的行为方法。易言之,正是不一样的行为方法,成为类分文体的基本标准。又如“九能”之说,始见于《毛诗诂训传》。《毛氏诂训传》相传是西汉时古文诗学的创始人毛亨(生卒年未详)所作,而毛亨的诗学据了解传自孔子弟子子夏(前507-?),可见其来有自[⑥]。因此“九能”之说大概是先秦时大家约定俗成的说法。所谓“九能”,指的是作为医生所需要学会的九种文体: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医生。[⑦]《隋书·经籍四·集志》总叙亦云: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医生,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⑧]这九种文体都与医生在政府中行使的特定行为方法有关:“命龟”是测算用的文体;“施命”是田猎时布施教命的文体;“铭”是刻镌于器皿之上,书以为戒的文体;“造命”是出使外邦时随机应变、应付作答的文体;“赋”是登高时有所见,赋其形状、铺陈事势的文体;“誓”是出征前对将士誓师的文体;“说”是讲解山川地理形势的文体;“诔”是表彰死者生前德行,以表示悼念之情的文体;“语”是在祭祀时祷告天地神祗的文体。要之,无论是大祝“六辞”还是医生“九能”,都指的是先秦时大家“发言摛文”的行为方法,是“文体分类的胚胎迹象”[⑨]。这样来看,中国古时候的文体分类第一萌生于大家对特定的社会行为的分类,不同行为方法有什么区别类分是中国古时候文体分类原初的生成方法。这种作为行为方法的文体分类积淀为传统的资源,在两汉时期仍然衍生绵延,成为文体分类的要紧生成方法。比如,王充(27-约97)《论衡·佚文》觉得,世上所有文章可以区别为五类: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在这里,王充事实上是将文人写作视为一种独特的行为方法,以不一样的行为方法作为分类标准,进行文章种类的划分。也就是说,“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事实上是五类型型的文人写作方法,由此而形成五种不相同种类别的文体。因此,王充下文论及他所偏爱的“造论著说之文”时,便主要着眼于这种写作方法独特的社会功能: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於国,无补于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上书陈实惠,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上书。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论者之文多矣,则可尊明矣。[⑩]王充觉得,“造论著说之文”足以“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具备明确的政治指向和社会指向,因此最为可贵。再如蔡邕(133-192)撰《独断》,“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规范、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11]。该书虽然主如果论述礼制典章、考释事物名字的书[12],但却体现出作为行为方法的文体分类的某些特点。该书卷上,将天子令群臣之文分为四类: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又将群臣上天子之文分为四类: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13];凡此,都是以不一样的行为方法作为基本依据,对朝廷应用文体进行分类,并就每类文体的功能及其形态特点作了简明扼要的讲解[14]。又如刘熙(东汉末人)《释名》是一部汉语语源学的要紧著作,其《释名序》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15]该书卷6《释书契第十九》和《释典艺第二十》,简要地训释奏、檄、谒、符、传、券、契、策书、册、启、书、告、表、敕、纪、令、诏书、论、赞、叙、铭、诔、碑、词等文体,大多是从这部分文体所相对应的行为方法及其社会功能着眼的。如云: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文也。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名字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符,付也。书所敕命于上,付使转行之也。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汉制,约敕诸侯曰册。册,顺也。敕使整顺不犯之也。上敕下曰告。告,觉也,使觉悟知己意也。下言上曰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也。又曰上,示之于上也。又曰言,言其意也。记,纪也,纪识之也。诏书,诏,昭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称人之美曰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所谓“书契”,犹言文字记录[16],用以概称平时应用文体;所谓“典艺”,原指上古五典、六经等典籍[17],用以概称这部分典籍中的文体。这样来看,《释名》一书对二者的类分不也是着眼于其独特的行为方法吗?2、《尚书》“六体”的生成方法作为文本方法的文体分类是从作为行为方法的文体分类中派生出来的。在社会历史进步过程中,经由不一样的言说行为生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本,当大家将有关的文本编纂成书时,为了眉目明确、条理井然,总是依据由行为方法及其社会功能所决定的文本自己的形态特点,对海量的篇章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编次。而根据文本自己每个都不一样的形态特点不同类分文体,便生成了作为文本方法的文体分类。徐师曾(1517-1580)说:“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18]袁宗道(1560-1600)更详细地讲解道:吾置庖羲以前弗论,论章章较著者,则莫如《诗》《书》。乃骚、赋、乐府、古歌行、近体之类,则来自于《诗》;诏、檄、笺、疏、状、志之类,则来自于《书》。来自于《诗》者,不能类《书》;来自于《书》者,不能类《诗》。[19]据此,作为文本方法的文体分类的生成过程,大家可以《尚书》、《诗经》二书为例加以说明。本节先论《尚书》“六体”的生成方法。《尚书》,先秦时通称《书》,是中国上古年代诏令等文件和谈话记录的汇编,原为单篇独行,大约在周昭王、穆王时编纂成最早的写定本[20]。今传《尚书》,相传由孔子最后编定,但其中部分篇章,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实为后世儒家所补。该书大致以年代编次,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但书中对不同篇章的命名,已区别出不一样的文体。东晋时出现的伪孔安国《尚书序》初次提出《尚书》“六体”之说,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21]其后孔颖达(574-648)作《尚书正义》,在“六体”以外,又加上“贡”、“歌”、“征”、“范”四体,合之为“十体”[22]。按“六体”之说虽然晚出,但秦博士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确已有以典、谟、诰、誓、命等命名的篇章,“典”如《尧典》,“谟”如《皋陶谟》,“诰”如《汤诰》、《大诰》、《召诰》、《雒诰》,“誓”如《甘誓》、《汤誓》、《牧誓》、《鲜(费)誓》、《秦誓》,“命”如《顾命》、《文侯之命》等[23]。“训”系据伪古文《尚书》之《伊训》,但先秦书篇确有《伊训》[24]。吴讷(1372-1457)《文章辨体序说》引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道其常而作彝宪者谓之《典》,陈其谋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25]大概“典”载要紧史事过程或某项专题事实;“谟”是臣下对君的诉说;“诰”是君对臣下的讲话;“誓”是君主誓命辞,且多是军事誓言;“命”为册命或君主某种命词;“训”为臣下对君的训诫或讲解[26]。其中除去“典”系后人尊经之说,较为晚出以外[27],其余五体,事实上主如果依据五种不一样的文本命名方法对《尚书》篇章进行的分类。在上述《尚书》的篇章中,篇名末字动词如“谟”、“诰”、“誓”、“命”等反复出现,大家可以据此判断,上古史官在命名篇章时,第一区别各种不一样的行为方法,据以确定篇名中的动词,再辅之以动作的发出者或同意者、动作产生的地址等有关原因,为记录这部分行为方法的文本进行命名。而这种命名方法的反复出现,事实上表现出一类型的归属,从而启发、引导,甚至暗中制约、规定着后人以篇名末字来对《尚书》文体进行分类,总结出所谓“六体”[28]。显而易见,《尚书》中除去“典”以外的五种文本命名方法,并非根据文本自己的构成要点(如体制、语体、功能等)去类分文本的[29],而是根基于每个都不一样的行为方法,是行为方法“文本化”的结果。这正如孔颖达所说的:“致言有本,名随其事”[30]。章学诚(1738-1801)也觉得:《尚书》乃“因事命篇”[31]。《尚书》篇章的命名既然是“名随其事”或“因事立篇”,那样,后人对《尚书》文体的类分,也就大都从“本”与“事”着眼,并将那些未以“六体”命名的篇章,分别归入“六体”之中[32]。如孔颖达关于“训”的讲解:“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训道王,亦训之类”;“《旅獒》戒王,亦训也”;“《无逸》戒王,亦训也”。要之,臣训诫、告诫君,体现这种行为方法的文本即是“训”体。又如孔颖达关于“诰”的讲解:“《西伯勘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诰也”;“《武成》云识其政事,亦诰也”;“《多士》以王命诰,自然诰也”;“《君奭》,周公诰召公,亦诰也”;“《多方》、《周官》,上诰于下,亦诰也”;“《吕刑》,陈刑告王,亦诰也”。要之,君向臣下颁布王命,臣以事告君,体现如此的行为方法的文本都是“诰”体[33]。清人方东树(1722-1851)说:二典、三谟,周诰、殷盘,凡圣帝明王、贤臣硕辅所用明治化、陈政事,孰非官文书耶?其在《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则文字之用,其原亦可知矣。[34]的确,溯本追源,文体的社会功能乃是从其“明治化、陈政事”等行为方法衍生出来的。从《尚书》“六体”的生成大家不难看出,是先有特定的行为方法,次有记录特定行为方法的文本,然后才产生了基于特定文本方法的文体种类,进而依据这种文体种类去辨析不一样的篇章,加以区别归类。这就是作为文本方法的文体分类的生成过程。但在《尚书》中,篇章的命名并不都指向特定的行为方法,相同的行为方法可以有不一样的命名,不一样的行为方法也可以有一样的命名[35]。因此,孔颖达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36]刘知幾(661-721)在论述《尚书》分为“六体”之后,说道: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惟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37]章学诚也说: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肯定之例焉。[38]既然篇章的命名是“因事而立”或“惟意所命”,而事有诸端,意出多歧,那样篇章的命名本身就具备不规范性,“不必著为肯定之例”。这种篇章命名的不规范性,势必致使文体体例的不规范性,即所谓“为例不纯”。那样,大家又如何能凭着不规范的文体体例,去衡度、类分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篇章呢?因此宋人林之奇(1112-1176)觉得,《尚书》所谓“六体”,乃用以指称六种每个都不一样的文本方法,不适合拘泥于确定的篇章。而孔颖达将“六体”落实到具体的篇章,与“六体”之本意是互相扞格的;至于又增而为“十体”,更属无谓。他说:书有五十八篇,其体有6、曰典,曰谟,曰诰,曰命,曰训,曰誓。此六者,错综于五十八篇之中,可以意会而不能篇名求之。先儒乃求之于篇名之间,其《尧典》、《舜典》则谓之典,《大禹谟》、《皐陶谟》则谓之谟,至于训、诰、誓、命,其说皆然。苟以篇名求之,则五十八篇之义不能六体而尽也,故又増而为10、曰贡,曰征,曰歌,曰范。虽増此四者,亦不足以尽《书》之名。学者不达古人作《书》之意,而欲于篇名求之,遂以一篇为一体。固知先儒所谓贡、歌、征、范,増而为十,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不可从也。《禹贡》一篇,盖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后之序无不详备,名虽曰“贡”,其实典之体也。学者知《禹贡》为典之体,则谟、训、誓、诰、命见于他篇,皆可触类而长。[39]林之奇所说的“体”,已不是单纯的体裁,而是体制与语体的结合。所以他能超越篇章的界限,而透视篇章中不同体制与语体的存在,从而为文体的类分提供更为靠谱的依据。的确,特定的行为方法一旦凝聚成特定的文本方法,也就赋予文本方法以独特的构成要点,从而形成特定的文体惯例。这种特定的文体惯例成为类分文体的内在依据,因此,大家可以依据这部分特定的文体惯例去类分文体。在这一意义上,作为文本方法的文体分类不只可以用于对具体的篇章归属的类分,而且还可以用于对抽象的文体惯例的辨识。对抽象的文体惯例的辨识,赋予文体分类以更为深厚的学理依据。3、《诗经》篇章的文体分类与《尚书》篇章的文体分类相比较,《诗经》篇章的文体分类原本即包含着一个从行为方法到文本方法的转换过程。《诗经》,先秦时始称《诗》,后称《诗三百》。《诗》篇章的整体分类状貌,首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吴公子季札(生卒年未详)到鲁国,“请观于周乐”,于是“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乃至《邺》、《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40]。以今存《诗经》与季札在鲁国观赏的“周乐”相对照,二者篇章的归属类分大体相同,可见《诗》的分类渊源甚古。到春秋末期,孔子对《诗》篇章又加重订,《论语·子罕》记述孔子说:吾自卫反于鲁(于字从高丽本补),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41]据《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的有关记载,孔子自卫返鲁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冬,其时孔子68岁。今存《诗经》盖即经孔子整理后的定本,全书所收诗篇按“风”、“雅”、“颂”分为三大类,而“风”之中又按地域分为十五国风,“雅”又分为“小雅”、“大雅”,“颂”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在“风”、“雅”、“颂”三个类名中,以“颂”作为乐诗的类名,其源最古。《国语·鲁语》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42]据此可知,商代已将那些体裁相近的乐诗作品集结起来,名之为“颂”,流传至周末。而以“风”、“雅”、“颂”并列作为诗的分类名字,在现存文献中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43]《周礼》相传为周公编纂[44],如其然,由于周初时髦无《诗》之编集,所以文中所谓“教六诗”之“诗”,当指传自黄帝、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及周武王所制的乐章,即“六乐”之诗。太师是乐官,职责之一是教“六乐”之诗,教学内容是“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分别讲授“六诗”的涵义。因此,所谓“六诗”,应该是诗在音乐上的分类,郑玄(127-200)注《周礼》,以政教释“六诗”,实为曲解。更要紧的是,上文中的“六德”指知、仁、圣、义、忠、和等六种品德,“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六种乐音的音高标准,它们都是同一逻辑平面上的事物类名,以此类推,“六诗”也应是同一逻辑平面上的事物类名,易言之,“六诗”应皆为乐诗之体式。有见于此,郑玄回答张逸(生卒年未详)“何诗近于比、赋、兴”的问题时说: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45]唐代贾公彦(永徽中人)“六诗”疏则直言:按诗上下,惟有风、雅、颂是诗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比、赋、兴,故总谓之六诗也。[46]他们觉得,就后世的《诗》文本而言,赋、比、兴实杂存于风、雅、颂之中,六者皆为诗体[47]。那样,“六诗”的分类依据是什么呢?王小盾觉得,“六诗”之分“是诗的传述方法之分”,“风和赋是用言语来传达诗的方法,比和兴是用歌唱来传达诗的方法,雅和颂则是加入‘乐’的原因来传达诗的方法”[48]。因此,“六诗”原本应该就是一种行为方法的分类[49]。因为上古诗歌的基本功能是用于仪式上的记诵、祝祷或颂赞,而诗歌的采集则是为了各种仪式诵读、歌唱或演唱的需要,因此“六诗”成为《诗》文本篇章分类的胚胎,《诗》文本的篇章分类当与宫廷仪式中乐歌方法的分类密切有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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