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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后冷战年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下)

   日期:2021-07-28     来源:www.fjxmjql.com    作者:未知    浏览:994    评论:0    
核心提示:后冷战年代的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后冷战年代的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上文所介绍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前者的精确表达,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是后者的代表。

2、批评与反驳

亨廷顿的文章标志着西方关于后冷战年代的国际策略从混沌中渐显雏形。1989年之后,因为忽然失去了冷战对手,西方尤其是美国曾一度表现出对新世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和无所适从。在这种背景下,美海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开始探寻国际政治的“新理论”,开始打造讲解后冷战世界的“新范式”,并制定西方在21世纪继续其全球霸权的“新策略”。《文明的冲突?》是这种“新理论”、“新范式”和“新策略”的明确宣示。此文一发表,立即在美国、西方、伊斯兰世界和儒家文化圈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海量批评。

对亨廷顿的各种批评就其实质可总结为如下主要三点。第一,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冲突年代的结束”,〔9 〕全世界的文明将根据现代化的路线走向统一。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现代化等于西化”,[10]所以,他们所说的统一文明意味着西方的经济体系、政治规范和价值观念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全球将不可防止的西化。第二,国家根据利益为自己定位,不是根据文明定位。换言之,利益重于文明,国家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文明。所以,亨廷顿看作国家为文明而战斗的事情,事实上是“它们在争夺市场份额,在世界经济中从事残酷的角逐”。[11]第三,国家高于文明。尽管冷战结束了,但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单位。用阿加米极其明确的话说:“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12]

笔者觉得,这部分批评既没把握住“文明冲突论”的实质,也没击中其中要害。第一,冷战的结束不是“历史的终结”,全世界的统一文明并没有,非西方国家并不势必地走向“西化”。第二,亨廷顿没否定利益,《文明的冲突?》的唯一目的就是捍卫西方在后冷战年代的利益。只是他觉得,在后冷战世界,国家一般根据文明来确定利害关系,比如,西方文明国家在应对非西方文明国家时一般有着相同的利益。第三,亨廷顿承认国家仍然是“全球事务的基本角色”。但,全球事务总是是超出单一国家的。在超国家场所,民族国家一般是某种国家集团。在冷战年代,如此的集团根据意识形态划分;而在后冷战年代,亨廷顿觉得只能根据文明来划分。

因为这部分批评确实没对“文明冲突论”构成有力的批驳,所以亨廷顿在一篇对批评的回话中看上去愈加成竹在胸。一方面,他批评批评者们提不出对后冷战世界图景的更好描述,也拿不出比“文明冲突论”更好的理论。另一方面,他居然向挑战者们提出了挑战:“假如不是文明,那是什么?”[13]

1、亨廷顿的基本看法

后冷战的年代意味着什么?与沉浸于自得和自满的西方海量政治精英们不同,亨廷顿觉得,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相反,后冷战年代的冲突将愈加剧烈,范围更广,也愈加难以消除,由于引起冲突的基本根源变化了。他提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意识形态更不是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1]在国际事务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政治角色,其力量仍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将来的战斗线。” [2]

冷战期间,区别国家的原则或者是意识形态,形成所谓的“西方”与“东方”,或者是经济进步水平,形成所谓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亨廷顿觉得,在后冷战的新世界中,这部分旧原则都失去了意义,应该用“文明”取而代之。文明到底是什么?亨廷顿给文明下了如此一个概念:“文明是人类文化最高层次的组合,也是人类文化认可的最广范围,……它一方面由语言、历史、宗教、风俗、规范等一同的客观原因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有个人主观自我认可的原因。” [3]根据亨廷顿的怎么看,当今世界存在着7、八种文明, 即“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4 〕将来世界的基本格局将取决于这部分文明之间的互动。

亨廷顿觉得,自17世纪以来的国际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是“西方的内战”。他将这一历史时期的冲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7世纪到 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君主之间;第二个阶段从1793年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这个时候冲突的主线由君主变为民族国家;第三个阶段从1917年到冷战结束,这段时期意识形态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冲突的根源。在亨廷顿看来,“君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5]但,在后冷战年代,国际政治这种一直由西方人玩的游戏发生了变化。亨廷顿觉得:“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已迈出西方阶段,重心转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用途上。”〔6 〕非西方文明国家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对象,而同西方一块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角。

后冷战年代的到来标志着一个重大历史转折:西方权力已达到顶点而渐渐衰落,但仍企图保持其全球霸权;非西方国家开始成为历史主角,并试图根据我们的利益、意志和力量重塑世界。据此,亨廷顿提出,在后冷战世界,国际政治的轴心已从“西方对西方”变为“西方对非西方”。亨廷顿并不讳言,西方现在借助其优势的经济资源、军事力量和国际组织来主张西方的价值观,保持西方的霸权,确保对整个世界的支配。他也坦然承认:“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作的决定事实上反映了西方的利益,但却假借代表世界一同体愿望的面目出现。”〔7 〕在其精心刻划的“西方对非西方”这种后冷战年代的政治框架中,亨廷顿断言,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的利益、权力和价值观念构成了紧急挑战,并煞有介事地声称一个反西方的“儒家—伊斯兰联合”已经出现。

假如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基本根源,那样文明为何会发生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了六个缘由:1、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比,文明的差别更为基本;2、世界变小,互动增加, 强化了大家的文明意识,激起了文明的差别和敌意;3、现代化过程既削弱了国家认可,又超越了当地认可,使宗教原教旨主义乘虚而入,世界出现了非世俗化;4、在西方权力达到顶峰的同时,非西方文明发生了归根现象;5、与经济和政治相比,文化特质更少变化, 文化差别更难消除;6、经济地区主义方兴未艾,当它植根于同一文明时才能成功,而其成功又将强化文明意识。[8]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谬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权威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文,以极其阴郁低沉的笔调为西方人描述了一幅后冷战年代的世界图景,从而也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关于后冷战年代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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